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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说起话慢条斯理的,有极严密的逻辑,这大概源自他机械工程的专业背景。他看上去好像永远不会生气,而只是在严肃认真地观察这个世界——起初用摄影作品,后来用纪录片。

从2002年做纪录片开始,迄今为止他已经完成了10部长片,获奖无数。《棉花》《大同》更是两获金马奖最佳纪录片,让他成为第一个蝉联金马奖的纪录片导演。每到高考时节,他的《高三》就会被各大电影公众号再传播一遍。但他的电影几乎没有在国内院线公映,盗版资源满天飞。

他渴望受众,但不想把心思放在发行上。“我做片子时,并不会只考虑自己的感受,我也会考虑观众,但最终是否能抵达他们,那就是另外一个我并不擅长的领域了。石家庄永昌”

他不去过多地规划未来,而更多地听从内心的声音。他认为好的作品的出发点是,“我要拍,我想表现,我想说话,我想与人交流。只有这些根本的东西足够强烈的时候,你才可能做好一个片子。”

几年前《南方周末》想做一个当代艺术展,反应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,请来德国汉学家阿克曼巴做这个展览的策划。

在开讨论会的时候,周浩问阿克曼巴:通过这个展览,你想给欧洲观众传达什么东西?

欧洲人对中国已经形成一些很固化的观点,他希望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以后,对中国的概念模糊起来,不再那么坚信别人讲述的中国,而是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想象这个国家。

《书记》拍一位离调任还有三个月的县委书记。不谄媚,不批判,保持中立的态度。摄影机真正成为一双无孔不入的眼睛在生活中巡游,捕捉那些官场、酒场上的魔幻现实。郭永昌的人生结局,并不成为电影预设的目的地。

《棉花》以绵延千里的棉花产业链串起普通人的生活。牛仔裤,这层离我们的肌肤最近的棉纺织物,了解它的来龙去脉,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以及自己身处的环境。棉农、纺织工、中盘商的形象依次出现,但并不成为抨击阶级分化的手段。只听得摘棉女工在绿皮火车里唱着豫剧《花木兰》中的选段:“刘大哥讲话理太偏,谁说女子享清闲……”

《大同》则更为波澜壮阔,它聚焦大同市长耿彦波轰轰烈烈的改革大业,在一个半小时内通过各阶层多组人物解读拆迁工程,以呈现中国社会的横切面。房屋被推倒,城墙被重建,人民在怒吼,人民又在挽留。它不仅承载了一个政府官员的宏图大志,也展现出他不为人知的生活状态。而周浩不急于对耿市长的功过下结论,他把阵痛交给观众,把评判交给历史,而历史也将证明这段影像的意义。

有人批评周浩态度暧昧,刻意回避敏感问题。但他不是一个追问者、改良者,而只是一个旁观者、记录者。为了向观众呈现“混沌”,他的观点必须退守到影像之外。

周浩想表达的是:这个世界不是“非黑即白、非对即错”那样二元对立、泾渭分明的,任何问题都没有简单的一劳永逸的答案。对于导演,他寻找答案的方式是拍;对于观众,我们寻找答案的方式是看。

周浩的电影选材很广,镜头下的人物更是多元:农民工、学生、毒贩、警察、医生、老人、政府官员……看人物在他的镜头下开放自如的状态,很难不对他的拍摄方法产生巨大的好奇。

周浩说,观众看到的大多是成功的案例,同意是幸运,但拒绝才是常态。“我拍到现在,也没有一个把握我要去拍一个人,别人一定会同意我的拍摄。”

拍高考,他的首选是黄冈中学,最后在福建完成《高三》。拍春运,原来要拍广州火车站,被拒后意外又被火车站广场派出所接纳,《差馆1&2》由此诞生。拍市长,他给100个中国市长发了邮件,最后才拍出《大同》。《书记》拍河南县长,是在一次饭局上约定好的,两周后县长打电话来说即将调任,正当周浩失落之际,他补充道:我要调走了,你还不来拍吗?

“我有一种很庸俗的亲和力。跟人打交道的时候别人不那么防备我,于是我就能拿到我要的东西。”周浩这样解释自己的交往之道。这一点,在《龙哥》里体现得最为明显。

由于毒贩身份的特殊性,镜头始终无法跟随他的日常生活。但从访谈式的介入中,依然能看出人物的复杂性。拍摄者与拍摄对象两个人貌似是互相利用、互相博弈的关系,但随着影片的进展,这种关系又呈现出更深刻的样貌。周浩一直没换手机号码,直到现在,他跟狱中的龙哥每年依然保持联系。这是纪录片带来的奇特又美妙的人生境遇。

纪录片工作者不仅要研究电影,更要研究人,研究与人相处的方式。
更多精彩尽在这里,详情点击:http://zjkypvc.com/,石家庄永昌拍摄者只有在摄影机后与人和环境达成亲密关系,影像才有可能深入被拍摄者的内心世界。拍片就是跟人沟通的过程,最终也会让创作者的人格更加完善。

周浩的第一部纪录长片是《厚街》,拍摄地在东莞的厚街镇,那里是台湾人进入中国大陆最早的地区。凭着敏锐的新闻直觉,他带着摄影机驻守进一个出租房,“这里会有故事发生”。这里有孩子出生,有血腥的杀人事件,也有特别世俗又特别深沉的爱情,这些统统被他捕捉到了。

片子做完,在署名的时候,周浩犯了难。“我特别拒绝署‘导演’这个词儿,我觉得这个词是充满着贬义的。因为我看到的生活是它自己衍生出来的,不是我导演出来的,所以我这个片子署名最后是‘制作’周浩。”

周浩强调的纪录片对真实性的追求,也正是他从摄影师转行的原因之一。当旁人越发称赞他的摄影作品,他却觉得自己越拍越匠气。在他看来,镜头下的人与物变成了摄影师的工具,而摄影师并没有与被拍者之间产生深层次的交流。后来他才选择了纪录片,纪录片能让他更自由更完整地表达自己。

带着对真实性的思索,周浩开始了第二部作品《高三》的拍摄,这部电影后来获得2006年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人道奖。观影后有人问他,为什么你的电影里,所有学生都没有看过镜头?周浩回答,因为我把它们都剪掉了啊。

这次问答让周浩开始质疑自己所信奉的真实性,“其实没有什么真实,真实都是被导演构建出来的。为什么会有蒙太奇,你是把生活重新架构过了,重新构建了一个世界,只是它的演员是现实中的人物而已。”

真实与客观是纪录片的特性之一,但不是全部。带着对纪录片更深刻的理解,周浩继续着他对人性的观察。

在《龙哥》的豆瓣页面,“编剧”一栏赫然写着:老天爷。这固然是豆瓣用户开的一个小玩笑,但从《龙哥》到《书记》再到《大同》,这三部看下来,观众不得不感叹生活才是最牛逼的编剧。

周浩扛着摄影机守株待兔,戏剧时刻就如期而至。三部影片的结尾,《龙哥》被捕,《书记》被双规,《大同》市长被调任。人物的选择和时间的催化,让事件在等待和观察中生长出惊人的形态。不用刻意建构任何高潮,架设好摄影机,难以想象的生活便纷至沓来,影像有了温度和力量。

他喜欢做这样一个类比:“这次上天的航天员找的是一个五十左右的,有上千个小时战斗经验的人。他技术上和身心上的积累,对男性而言,是最高峰的阶段。”

这个经验丰富的航天员目前在拍三部片子,一部拍新疆喀什的维族人,一部拍股民,一部拍贵州山村的女孩。“我们做纪录片主要去熬,付出了一点,老天会给你回报。”拍纪录片需要时间。时间带来故事,时间塑造理解,但时间也消解立场和预设。

在打开摄影机、对准人物之前,周浩并不清楚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。各式各样的人的生活方式,一次又一次地吸引着他的镜头,最终,他把纪录片作为了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等待、融入、注视、拍摄、呈现,生命的厚度由此增加。在完成一部部电影作品的同时,他也在不断丰富自己对世界的认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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