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获得金马奖的纪录片《大同》,最后的空镜头瞄准未完工的古城墙工程,远处则是一批修建中的摩天高楼。两相比对,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之殇

第52届台湾金马奖的看点,除了《聂隐娘》这部艺术水准极高的电影大获全胜,还有一部叫作《大同》的影片,它默默地擒获了最佳纪录片奖。但一如既往,很多媒体和大多数观众都忽略了它。石家庄永昌这的确是一部不容漠视的作品,其内容的深刻和思考的力度,在当下中国显得相当难得。导演周浩曾经是记者,投身纪录片事业之后,常常能够敏锐地道出许多社会问题,如今这部《大同》,将视角放在了中部城市,山西大同。

山西,这个曾经的煤炭资源大省,如今面临着环保与资源匮竭的双重问题。城市曾经在一片挖掘中飞速发展,但当资源挖尽,剩下的却只是千疮百孔、满目疮痍的土地、城市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,只能无奈地面对转型的阵痛。这样的山西显然蕴含了大量可以被影像化表达的素材,贾樟柯的山西情结自不用说,这部《大同》从大同这座城市切入,瞄准的却不仅仅是都市发展的问题。

《大同》原来的名字叫作《中国市长》,从一个充满了政治隐喻色彩的名字改为《大同》,更凸显影片纪录性价值和中立立场。影片以曾经的大同市长耿彦波为核心人物,周浩近距离跟拍,纪录他为大同城市转型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,多视角观看了一座中国城市的转型之难。

影片有两个矛盾,一是耿彦波要建设一个文化大同,认为这才是大同城市转型的必由之路。而建设文化大同的方式,则是拆掉旧房子,盖起“古”城墙和“古”宅院。于是,文化大同的推行,就必然直面当下中国依旧普遍存在、敏感而且又牵动民生的大问题——拆迁,石家庄永昌影片中有大量拆旧盖新的镜头,张扬了都市建设的魔咒:难道只有在漫天的灰尘里,一座拥有历史记忆的城市才能最终翻新?

《大同》用影像勇敢地直面拆迁和抗拆的问题,拆迁过程遇到的大量的阻力,有下级官员的推诿,更多来自百姓的抗拒。影片对于百姓的行为表现得十分克制,他们多是生活在底层的市民,其关注的核心问题就在“生存”二字之上。所以不管他们上访也好,当“钉子户”也罢,对提的要求无非是搬出去有地方住。

但恰恰是这一点,政府层面却无法完美解决,年迈老太太的两次出现,无疑为影片中百姓的生存添加了许多悲情的意味,而一个母亲对于如何教育自己孩子的质问,则同样有力地将问题抛给观众。市民利益还是城市发展,是保护自己的权利还是为大家而舍小家,这些中国城市发展中悬而未决的矛盾,在影片里无时不在,耿彦波无解,而老百姓更是无解。

这也就牵出影片另外一个矛盾,则是城市大同与体制之间的矛盾。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,使得地方政府的行政领导人,往往都难以长时间投入到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建设之中,耿彦波担心的恰恰是这一点。自己对大同的宏伟设想还没有来得及完成,他便要调离此地。因此,抓紧一切时机让自己的畅想落在实处,成了他的终极理想。影片中他的果断、忙碌以及“手段之强硬”都成了这份理想的注解。

但可惜的是,耿彦波还是没能完成他的“文化大同”之梦,一纸调令之下,他就不得不出走太原,体制的弊端显而易见。影片中我们常能看到地方官员对体制的无可奈何,虽然心存不满却无力改变什么,耿彦波在离开大同的车里无声流泪,则让观众看到在当下体制中个人被捆绑的无奈。

耿彦波是不是一个好市长?对于观看了这部纪录片的观众来说,或许各有想法,有人认同他的责任与付出,而有人则不理解他的规划理念。《大同》选取了一个体制内的政府官员,试图用客观的镜头破解民间对官员的刻板看法,进一步而言,也增进了民众对体制运行方式的理解。

耿彦波曾经是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,这或许也能理解他为何如此疯狂地热衷于让大同进行文化转型,但这种缺乏规划的情怀,却在他离开时,给大同留下了30亿美元的债务,而新任市长对大同有另外的“设想”,耿彦波的“古”城大同就此被搁置。《大同》最后的空镜头,瞄准的正是尚未完工的古城墙工程、荒芜的工地,而远处则是一批修建中的摩天高楼,两相比对,我们或许更能理解资本逻辑之下中国城市的发展之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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